浩鼎配资自由、商业与风险，远离主流的中国自由攀登者经历了什么

在今年出版的中文原创非虚构作品中，《比山更高》是很值得瞩目的一本。这本书讲述了2000年后中国“自由攀登者”的历史。作者长期浸淫其间，对这段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，讲来如数家珍，他在注释中自信地说明，文中内容全无虚构，包括真名、对话、内心活动、动作与场景，其中，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和一手资料。这种深耕某一领域，有全局视野，又有大量细节的作品，几乎就是经典的非虚构写作，却又很少在市面上看到，这是《比山更高》的难能可贵之处。

全书40余万字，分成四个部分，从不同的侧面和群体书写了这段历史，其中以第一部分“自由之魂”最为动人。

2008年5月8日，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队员点燃第一棒火炬手手中的“祥云”火炬新华社图

中国自由攀登的开端

“自由之魂”是一个登山组合的名字，成员之一严冬冬，也是这一章节的主人公。严冬冬出生成长在辽宁鞍山，200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。在学校里，他对读书似乎不是很感兴趣，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科学考察协会（即后来的山野协会），之后开始全心投入户外运动。书中引述他对朋友说的话：“我在清华最好考过全系第四，我考不到第一了，但是我登山可以是第一。”除了登山之外的所有事，他都可以忽略，生活上过得简朴邋遢，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，比如严冬冬的床板上没有被褥，只有一条从来不洗、发出异味的睡袋，脏衣服就堆在地上，臭袜子在清华都出了名。毕业时，由于他没有参加答辩，清华大学的本科学位证书自动转成了专科。

毕业后，严冬冬没有去找常规的工作，唯一一次坐班，是在一家英语报社实习，只“坐”了12天，但是度日如年。自那以后，他就以翻译维系自己的生活，平时省吃俭用，有时借住在山野协会的活动室，有时和朋友合租小平房。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了登山和为登山所做的准备工作。

200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。那年，北京奥运会为了将火炬传递上珠峰，选拔出一些大学生登山队员，加入登山队一起训练。已经毕业的严冬冬，获得清华团委的推荐，也位列其中。4月的一个晚上，严冬冬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周鹏在珠峰大本营的帐篷里聊天，聊的主题是攀登风格。此次为珠峰登顶进行的训练，是典型的喜马拉雅式攀登。这种风格来自苏联，由国家主导，实行大规模、军事化管理，每名队员都要严格听从攀登队长、总队长、总指挥的命令，像是行军布阵，把一个个螺丝钉与螺母调试完备，组装出一套强大的系统。在这样的攀登风格中，两名年轻人感到“窒息”，他们渴望的是另一种攀登风格：阿尔卑斯山式攀登，简称“阿式攀登”。顾名思义，这种风格兴起于18世纪的阿尔卑斯山脉，往往由2~3人组队，自主攀登一条颇有技术难度的路线，队中人人平等，每个人对自己负责。

严冬冬向周鹏提议，“自己搞几座山，试一下阿式攀登”。他还提议两人组成一个组合，名为“自由之魂”。

作者将这个夜晚看作中国自由攀登的开端。

和许多自由攀登者不同，严冬冬有翻译和论述的能力，对于自由攀登（严冬冬称为“自由登山”），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定义。“自由之魂”登上四姑娘山的幺妹峰之后，严冬冬写成文章，发表在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登山杂志ALPINIST，他这样定义中国的自由登山：“没有官僚与机构，也不存在登山向导和客户，只有那些真正想去登山的人。他们在团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，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……一名自由的登山者，不会为国家荣誉或其他崇高的目标，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登山。他是一名准备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去应对登山中的压力与危险，并准备好直面其后果的人。”

自由、商业与风险

这不只是“自由攀登”的历史，也是21世纪初伴随着市场空间打开、经济高速增长、融入世界体系、互联网普及而诞生的那种躁动、渴望自由的青年文化。作为那一时期的亲历者，我对书中所描写的时代氛围十分熟悉，也感觉非常亲切。严冬冬在校园里、在登山队感受到的压抑，他对循规蹈矩、科层制度的厌恶，对自由、平等的追求，为此不惜甘于贫穷和动荡，这都是那时的鲜活情绪。不只是那时的高校，书中写到的白河攀岩基地、阳朔/大理的嬉皮文化，都是一种对于主流文化的疏离和反抗。

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，其他国家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重要性，在他们看来，登山原本就应该这样。可是，对于中国的自由攀登者来说，脱离体制，脱离“国家队”，坚持个人的攀登选择，就已经拼尽全力了。

自由，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价值，但自由是什么？在书中，常常用两个否定句式来定义：非官方，非商业。“非官方”易解，即脱离政府背景和大规模、军事化登山风格，“非商业”却不容易辨析。作者的解释是，2000年初，和“自由攀登”同时兴起的，是企业家和精英阶层的“攀登珠峰热潮”，也就是凭借大量金钱，在充足的人力和后勤协助下登上珠峰。显然，自由攀登者是看不上这些人的，他们所说的“非商业”，也就指区别于这些企业家和精英阶层，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进行攀登。

可是，自由攀登也很难自免于商业之外。一方面，他们往往要依赖各类户外运动品牌的赞助与开发；另一方面，自由攀登的先行者往往会在这个领域发展出自己的商业。于是自由攀登的理想性与脆弱性，就和商业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。书中第二章节“刃脊探险”，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。

“刃脊探险”是一家户外运动探险公司，由中国民间登山界的元老、国内阿式攀登领域的开创者马一骅于2003年在成都创办。马一骅计划开发一套登山培训体系：首先在城市的室内岩馆培养攀登爱好者，再带他们到户外攀登自然岩壁，然后，冬天去攀冰，夏天去攀登雪山。按照这套体系，他逐步开发场地，招收学员，并在2005年，得到了主打防水透气面料的美国戈尔公司的赞助。

在公司的运行中，马一骅和搭档，来自美国的曾山有许多分歧。作者将这些分歧解释为中美文化的差异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是登山的商业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分歧。比如，曾山希望未来岩场免费向公众开放，这似乎是一种公益取向，可是马一骅不同意，他的理由是，一旦免费开放，岩场就会变成垃圾场。

刃脊探险一度发展得非常迅速。2007年，马一骅计划带领学员登上12座全新的商业山峰，其中幺妹峰报价高达12万元，堪比一次8000米商业登山活动的报名费——那正是自由攀登者非常鄙视的商业行为。在计划开始之前，那年3月，马一骅带领4名员工去爬党结真拉峰，为接下来的商业活动做准备，结果，一名员工不幸遇难。庞大的商业计划就此化为泡影。马一骅处理完后事，移民加拿大，公司勉强支持了两年，于2009年解散。

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。2009年，新疆攀登者杨春风成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高山探险公司，带中国客户进军尼泊尔登山市场。作者说，十多年后，中国成为尼泊尔商业登山客户中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平均每5名珠峰登山客中，就有一名来自中国，“当年杨春风应该想不到自己会是这局面的缔造者”。但是第二年，杨春风的登山队就遭遇了山难，三名队员去世。很多人以为杨春风要退出登山界了，但是他并没有。2013年，杨春风带队到巴基斯坦去爬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，不幸遭到恐怖分子袭击。队伍中只有一人逃脱，其余三名队员（包括杨春风）和六名国际登山者、一名尼泊尔夏尔巴人、一名巴基斯坦厨师全部遇难。

恐怖袭击当然是极端状况，也是无妄之灾，可是这一系列灾难，正潜藏着一些内在的问题。对于个人而言，追求如此极致的自由，就意味着高风险。就个人选择来说，也许无可厚非，可是商业以营利为目标，如果走上发展、扩张的道路，很有可能会降低成本，忽略安全性，在这样的高风险运动中，生命——别人的生命——成为代价，几乎是必然的事。

自由攀登，并不纯粹是一项“悲情与荣耀”的事业，它必然会携带着登山者自身的现实困境与弱点，也会涉入人世间种种利益的矛盾纠葛，反映着整个社会的难题，可惜书中对这部分的分析和反思很少，对于商业发展带来的问题（包括对自然的开发和滥用）很少提及，而只是聚焦在个人身上。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，四个章节都变成了朝向死亡、朝向山难的悲情叙事，于是读者也就疲于在不同的章节间发现死亡，等待死亡，寻找死亡，无法看到更加丰富的历史脉络。

潜藏的性别、生态和其他问题

很多读者提出，这本书以男性为主，忽略了女性登山者。平心而论，书中还是提到了数位女性攀登者，也尽力去表达了善意，但是她们出现时，基本上都是男性主人公的女友/妻子、爱慕对象，而没有自身的叙事视角。作为女性攀登者，她们经历了什么？她们怎么理解自由攀登这项事业？身为男性攀登者的伴侣，她们如何看待对方的选择？也许作者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它们甚至没有作为问题被提出。

这也就意味着，作者所认同的“自由攀登”背后的个人主义不只是冲破束缚、追求自由的话语，它也潜藏着男性中心、征服与被征服的逻辑，在这种逻辑中，自然和女性，都是男性探险家征服的对象。比如四姑娘山中最高大的山峰，被称为“幺妹峰”（四姑娘山原本是藏语音译斯古拉山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测绘中被改成四姑娘山，以形容其四座山峰），严冬冬在论坛上表达了攀登幺妹峰的愿望，说要“把幺妹给办了”，网友评论说，“看看是你把山办了，还是山把你办了”。马一骅攀登了一座从未有人登顶的山峰之后，命名为“玉女峰”，其中蕴含的性别、人与自然的关系，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事实上，这种男性中心、对于自然和未知疆域的征服，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，也是自由攀登者与商业攀登者所共享的价值，在后殖民、后现代、生态主义等当代思潮的冲击下，早已有了许多反思和讨论，却并未体现在这部中国自由攀登的史诗之中。

对我来说，书中轻描淡写又惊心动魄的一个细节，出现在第四部分。2006年，马一骅带领团队去考察“格聂神山的攀登资源”，他想寻找一座拥有庞大冰川体积的6000米级山峰，把它开发成刃脊探险的招牌。但这是一座神山，山脚下的喇嘛反对外来者的攀登，当马一骅团队到来时，喇嘛和村民已经严阵以待，他们只好放弃。2012年，从加拿大回国的马一骅联系了赞助商，组建队伍，“低调地来到川西腹地”，并登上了格聂神山。非常明显，在登山者的荣耀（和利益）面前，读者听不到当地人的声音，也无从了解故事的另一面。就像女性的讲述并不重要，就像数百年来，西方探险家从来都兼具着征服者、侵略者、掠夺者的身份。数百年过去了，这样的故事不应该重演。

所谓“自由”，并不是一个恒定、不容置疑的概念，它的含义要视当时当地的“束缚”而定。21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，世纪初那种躁动、渴望自由的氛围已渐渐消散，这时回望过去，不只是纪念，也应该是一个反思的机会。“悲情与荣耀”之后，该有更多的疑问和可能：既然向死而生，那么生命意味着什么？登山者形成了自己的社区，他们在何种意义上互相帮助，而非真的是孤独、自我成就的个人主义？那些放弃了登顶的人，他们在思考什么？

这些疑问和可能性就潜藏在历史之中，期待着新的书写。